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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失的“中国公园”

时间:2020-12-21 08:16 来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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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长春县志初稿》中对“中国公园”的介绍。 (杨洪友提供)
  对一座现代化城市来说,供公众游览、休憩、锻炼的公园是不可或缺的。20世纪以来,现代化城市的概念在我国东北普遍确立,凡是目光长远、注重民生的地方长官,都比较重视公园的建设。早在宣统元年(1909年)五月,长春商埠地的设计规划如火如荼地展开时,官员们在商埠地内即有“修花园之举”,这些官员包括长春知府孟宪彝,但他当时只是提出了设想,还没等付诸行动,就被贬到双城厅做同知去了。
  壹两任道尹在商埠地修建公园
  进入民国时期,长春商埠地经过七八年的规划和建设,已经粗具规模。作为官方重点发展的区域,这里不断加强“招商引资”,经济日益繁荣。与此同时,长春的官员们都意识到,商埠地内应该有一座用于公共活动的公园,以美化环境,增强吸引力,同时与日本满铁附属地的西公园(今胜利公园)相比拼。而此时商埠地的管理者,正是几年前被贬的孟宪彝,他早在宣统三年(1911年)正月初一日就接替李澍恩,出任吉林西南路兵备道道员(民国建立后改为吉长道尹),重回长春,而且是官升一级。他在开发和兴建长春商埠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,其中就包括修建公园。
  1914年3月,孟宪彝拍板决定修建一座公园,“以供公共游览”,这就是后来的“中国公园”(现存史料多直接称之为“公园”,也称“长春公园”,时人为区别于日本人修建的西公园,又称其为“中国公园”)。这座公园大约在今天的东五马路东段新天地购物公园的位置,占地28亩(约合1.9万平方米),距离清真寺只有400米左右。
  在公园开始选址设计的时候,长春商埠正值成长期,大规模的房舍、马路修建工作正在进行。由于商埠区域空地极多,这里自然不会引起“开发商”的兴趣,因此公园的建设一直少有干扰。这处位于老城以北的地方,林木茂密,郁郁葱葱,杨榆柳桃,树种多样,其中最常见的是榆树,许多树直径达一二尺。“每逢夏间,万绿丛生,堪称胜地”。而且,这里距离道署只有大约500米远,因此在公园选址时,孟宪彝一眼就看中了这里,“拟就森林地面,创设公园一处”。在与士绅们商议之后,孟宪彝禀明了吉林省民政长,然后着手划定界线,确立范围,“南北五十丈,东西六十丈”。预计在当年夏天就可以建成,并对公众开放。从地图上可以看出,这座公园的轮廓大体上近似于直角梯形。
  孟宪彝只做了公园的规划立项和界线划定,还没有开工,就在1914年7月升任为吉林巡按使,由吉林省教育司司长郭宗熙接替他原来的位置。郭宗熙到任后,立即对公园用地进行丈量,“拟先修筑房舍七间,以资招人看守”。德盛公司承包了园区的围墙、房舍、亭台以及山水桥林等工程。公园于当年9月正式动工,1915年6月13日交工。道尹郭宗熙又“选觅花匠,罗置奇花异草,以资点缀”,直到7月末,公园才算最终完工。
  贰长春历史上第一座官办现代公园
  这是长春历史上第一座由官方出资修建、具备现代意义的公园。
  建成后的“中国公园”,周边是砖墙,上面“密列木栏”,西、南、北三面临马路,各设园门(1924年又在公园西墙开辟西便门,直通大马路)。这座公园在内部设计和景观布置上还是下了功夫的,根据记载,公园的东北方设有秋千、铁杠、桌椅,供游人休闲娱乐;公园北部和东部都建有木亭,遍植榆柳,“叉桠斜欹,气象幽然”;公园的南部还建有一座长亭(长廊),《长春县志》这样描述它:“曲折回转约数丈,上覆以苇,以横以栏,倦者可息而行者可荫”。实际上,这座长亭有个十分别致文雅的但不见官方文献记载的名字——九曲草亭。在公园正中间的高地上,也是整个园区中最引人注目之处,建有一座木亭,北檐下挂着公园的建造者、吉长道尹郭宗熙提写的“凌风亭”匾额;木亭的柱联颇具意境:“半池水荇能藏月;满地榆钱为买春”。正如楹联中所说,公园中榆树最多,“围均径尺,高可数丈”,每到春末,榆钱满地。凌风亭的西侧还有假山、石洞和喷泉。公园的西南还有两栋建筑,是园区管理机构——公园事务所办公地。
  整个园区植物种类繁多,除了榆树外,还有杨树、柳树、石榴、桃树、海棠、月季、兰花、菊花、玉簪、芍药等数十种,“四时皆有花开”。公园还引进了一些动物,如鹤、熊、狼、狐等,在当时的长春颇为轰动。
  此后,公园又先后添设了许多非观赏设施。1922年,张作霖在全东北筹建无线电通讯网,后来长春也建起了一座“高达50尺”的信号塔,就设在公园里。1925年,在公园西侧修建了为东北军供应服装的吉林被服厂。1926年6月,长春开埠局设立“长春商埠通俗图书馆”,就设在园内北部的两间旧瓦房之内,并于6月20日挂牌。这座图书馆内有多种新旧书籍和报纸,并设有桌凳,任人观阅。当时的报纸新闻对此评论称,这对“文明进步大有裨益,而该园亦添一番清雅不俗之事项”。1927年,长春县农、商、教育会出面,为吉长镇守使丁超树立“去思碑”,地点也选在了园区北部。
  叁当时长春人重要的公共活动场所
  这座公园不仅是“闹市中之清凉地也”,而且是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公园。同时,园内的布局、风景,也让当时的长春民众耳目一新。每年春夏之交,都有大量平民来到这里,“游人如织,徘徊瞻眺”。公园内还有说书场、洛子戏等表演,甚至还曾经有十余名俄国人在此进行商业演出,这些表演更集聚了人气。鉴于公园内人流密集,来往方便,还有人在此地开展慈善活动,比如一名牛姓者即制作了大量棉衣,在公园中“招各贫民前来,按名发给,以资御寒”。
  除了民众日常游玩之外,同学离长、军人退伍、职员调动等叙别、照纪念相等,也多选在这座公园内。作为长春官方的大型公共场所,很多大型公共活动,比如集会、上层人物举办的庆祝活动等,也多选择在此举办。比如,1915年8月1日,为了庆祝驻长春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裴尧田被任命为吉长镇守使,时任长春县知事彭华清和警察厅长姜伯桐与绅商政学各界“散发公启”,在公园中“大开宴会”。1920年,在吉长道尹公署被吉长镇守使占用,而“旧道署内院落狭隘”的情况下,吉长道尹蔡运升在民国国庆当天,带领社会各界在公园内集会,以示庆祝;吉林督军孙烈臣在奉天(今沈阳)病逝后,1925年5月1日上午,长春各界在公园内为其举行了追悼大会,竟有数千人到会。
  在所有的社会活动中,最有影响的当属1925年以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为主体的长春学界和报界为声援“五卅运动”而在此举行的大型示威游行。根据记载,省立二师是我党在长春市的第一个党支部所在地,大量进步人士曾聚集于此,如恽代英的弟弟恽代贤就曾在此工作,并进行革命宣传,所以省立二师的广大师生普遍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和进步思想。“五卅运动”爆发后,师生们立即行动起来,开展声援活动。根据《盛京时报》记载,1925年6月13日,学界就准备进行游行和悼念活动,但是被官方劝止。21日,以省立二师为主体的长春学生联合会和报界人士齐集在“中国公园”内,并计划摆放“五卅运动”中牺牲者的灵位,并发表演讲。长春警察厅“催令该会速行解散,因此学生全体反对,一时与警察口角,致起冲突”,导致了有一名巡警受伤。学生在被劝离后,义愤填膺,浩浩荡荡向吉长道署进发,要求面见吉长道尹孙其昌,提出声诉抗议和声援要求。孙其昌当场提出三点建议:一是各学生先各回本校;二是传令各校提前放假,免滋事端;三是学生“绝不可以任意游行、沿街演说,但是可以募捐,接济上海学工两界之食用”。孙其昌的妥协,标志着由长春学、报二界组织的示威游行运动的胜利。孙其昌安抚了学生之后,随后又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,将苏金山等十一名进步学生开除,二师中部分进步教师被辞退。但长春学生示威游行,成为长春市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,在长春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。
  肆公园的管理与维护
  为了加强管理,公园建成后,还专设了公园事务所,设主任一人,园役多人,来负责平时的维修养护,维护秩序。所以整体上“尚有可观”。
  但都市的繁荣之区,历来都是小商贩们的集聚之所。公园开放之后,公园周边的马路上,“出摆摊床之人沿路皆是”,秩序很混乱。而在公园内部也有许多不良的表现,比如军人在里赌牌的,随意躺卧的,流浪汉上吊的。特别是在春夏之日,还有“摆设售卖冰糕、纸烟零星食品各项之摊床”的。1916年5月,郭宗熙提升为吉林省长,离开长春后,新任的吉长道尹柴维桐因开埠局大小工程困扰,无暇顾及这所公园,“是以公园之内,日形荒废”。这年的9月份,曾有一年老的乞丐在该公园内的九曲草亭上吊自杀,引起轰动,时人将公园视为“不洁”之地,影响了公园的吸引力。所以对公园的管理,让当局者很是头痛,每换一任吉长道尹或开埠局的局长,都对这个公园历年拨款补修,对园务进行集中清理和整治,比如 “扫除清洁,外加点缀”,或对凉亭进行重新油画;对公园内部的小商贩摊床“令迁在各门外摆设”等等,还对公园外的马路进行过整治。但受制管理水平,“终未达到完善地步”,以到“破漏不堪,游人稀少”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在1924年左右,公园内已“无专人经理,遂至园亭荒芜,污秽不洁,虽有游人,并无清幽兴趣”。
  1929年,长春筹办市政,公园当然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。新上任的长春市政筹备处长周玉柄非常重视这座公园,特意“拨款若干,以资补修”。这次整修之后,公园内残破的情景有了改现,“百花开放,每日赴该园游览者,大有肩摩踵接之势”。在第二年的夏天,公园管理方还不惜重资,以金票(日币)八十元的价格购到了一对“能说中日俗话”的八哥鸟,于是“每日赴该园参观者不绝于途”。1931年12月,公园还与“长春市立图书馆、商埠小学校、苗圃市场管理处”等市政公属所属的机关,要造报第二年的预算,其在市政中的地位,可以概见。
  1932年后伪满洲国建立,这所公园改称为“新京公园”,光复之后,国民党又改其为长春公园。根据老长春人回忆,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,这座公园还存在,在夏天的时候,周边到处都是卖食品的小商贩,园内有扎大棚的马戏杂技演出,很像是一场庙会。经过多年的战乱,公园设施已不复存在,仅存稀落的树木。后来,公园被其西邻3505军工厂(即原来的吉林被服厂)所圈占,长春城内的第一所官办公园就此消失。
  [作者杨洪友为长春市社科联(社科院)科研处处长、副研究员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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