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渤海国遗址出土瓦件上的“字谜”

时间:2021-01-22 08:35 来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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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渤海国都城建筑遗址出土瓦件上压有“仏”字印,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者拿不准此为何字,故未作释读。其实,这个字就是“佛”的异体,百度百科释曰:“仏,古时同‘佛’,一般作名词使用,指的是佛像。”
  那么,这个异体的“仏”字是何时出现的?“佛”字又何以异化为“仏”呢?笔者略考如下。
  两汉之际,印度佛教传入我国,至南北朝达到兴盛,寺院林立,晨钟暮鼓,香火缭绕,人们生活在浓厚的佛教氛围中,“佛”乃常见、常用之字,“仏”字很有可能在这一时期出现。
  南北朝时期,战争频仍,社会动荡,国家处于大分裂和民族大融合时期,同时也是汉字史上最为特殊的历史阶段,由于统治集团疏于文字管理,导致别体字、异化字大量出现,充斥于各种文字载体中,极为混乱。据此推测,“仏”字也最有可能产生于南北朝的文字环境之中。
  笔者查阅文字史料,果然证实了以上判断。
  石刻文字材料中,北魏《吴令斌造像记》铭文曰:“佛弟子吴令斌为父母造阿弥陁仏一躯供养,南无释迦牟尼仏。”《王怀岸造像记》铭文曰:“佛弟子王怀岸为父母造阿弥陁仏一躯,合家供养。”《韩贞造像记》铭文曰:“故于带方之右,沃黎之西,建造仏窟。”《道慧造石浮图记》铭文曰:“一时成仏。”
  东魏《唐小虎造像记》有:“生生世世,值仏闻法,道心日增,俱时成仏。”
  北齐《张龙伯兄弟等造像记》有:“仏弟子张龙伯兄弟等。”
  南朝《杜僧逸造像记》有:“值仏闻法,早悟无生。”
  隋代《郑州刺史李渊为男世民因患求佛石碑像》有:“郑州刺史李渊为男世民因患,先于此寺求仏,蒙仏恩力,其患得损。”
  写本文字材料中,敦煌北周遗书三阶教典籍残卷《信行遗文》有:“愿施众生无尽,日日不断,乃至成仏。”五代《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》有:“须弥山东,仏汙坠国,纵广卌万里”“此将是仏,在于西方天竺国中。”在敦煌发现的唐代说唱史料“俗讲”中,为了简便,“佛”多写为“仏”,新罗僧人慧超所著《往五天竺国传》,也可见书写“仏”的字例。渤海国乃是唐王朝版图下的一个东北少数民族地方政权,其主体民族粟末靺鞨有自己的语言,而无自己的文字,汉字为其通用文字。出土瓦件上的“仏”字,便是汉字写法。
  以上所举诸例,皆是南北朝以来的材料,以前则无此字例。“仏”在文中,字形清晰,字义明确,词句通顺,“仏”乃“佛”之异体,毋容置疑。见有学人文章说,“‘仏’字是唐代的简化字,多为日本人写法,在中国的造像上极为罕见”,实乃失察的错误认识。
  “佛”又何以成为“仏”呢?目前学术界有三种解释,视角各不相同。其一:“仏”字是由“佛”字草书楷化而来。其二:“仏”字右边的“厶”,或因佛教徒平日多盘腿打坐静修,其姿态上小下阔,故取象形而简化之。其三:也许是佛教徒为示敬重,不便直书“佛”字,故以“厶(古同‘某’)”与“人”合成“仏”字,代表“佛”。草书楷化为别体字的现象在碑刻中比较多见,但“仏”字目前找不到字形证据,第一种解释缺乏说服力。第二种解释,视角独特,想象丰富,似乎存在合理成分。第三种解释,相对来说最有说服力,以“厶”代“某”,化繁为简。这种符号替代,可谓最为剧烈的文字简化方法,是介于简化旧字和另造新字之间的一种简化方法,它既不是原字的省减,又不属于某种造字法,只是用简单的符号去代替较复杂的偏旁或部件而已。“仏”字多使用在石碑造像记和纸本经卷上,此种异体应为民间石雕刻工和写经生所创造。
  “仏”是流行于民间的异体俗字,与标准体的“佛”在字形上已存在较大差别。从文字学的角度讲,一般应用体总是围绕着标准体变化,有时应用体走得过远,达到标准体容许改变的范围之外,以致不能根据标准体认出。这时,应用体就要遭到标准体的排斥,因为标准体代表的是社会性的文字,不允许文字过分变异或个人化。“仏”字在唐代以后逐渐被淘汰,即符合文字演进的这种规律。
  (作者马洪为吉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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